2014年

      摘要：本文旨在评估智慧城市的理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寻求所需的可持续的、有弹性的城市系统；通过反思过去两次城市转型的动机和挑战，认识到在智慧城市的理念中，我们可能忽略了城市转型中不受控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强调智慧城市主义是一项规划与设计的议程，并提出了八条规划和设计智慧城市的策略。包括以“脱钩”为战略定位；通过规划给未来讲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城市代谢作为战略决策的框架；注重基础设施的预设功能；打破常规思考智慧城市；开放合作的政治新貌；智慧城市主义强调持续学习、汲取灵感、测量分析、适时调整；创造全球网络化的城市主义。

      马尔藤·哈耶尔教授是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未来城市工作室的主任，也是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的特聘教授。他于2008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荷兰环境评估局局长。哈耶尔是联合国环境署国际资源小组（IRP）专家，IRP重点关注资源稀缺、脱钩和资源效率等战略问题。同时，哈耶尔编写了许多著作，包括《环境话语的政治学：生态现代化与政策过程》（1995年）、《权威治理：媒介化时代的政策制定》（2009年）、《强大的故事：荷兰人如何重塑规划实践》（2010），以及他的新书《未来的街区：主张社会和生态都市主义》（2020年秋季），等等。

      城市转型变迁具有周期性。在过去200年中，城市至少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在19世纪，西方城市从中世纪城市结构过渡到工业城市结构。在欧洲，源于工业主义逻辑的改造理念激发城市规划师推倒了城墙，这为工厂、铁路和房屋等新兴基础设施铺平了道路，并建设了用来抗击疾病的卫生保障设施。到了20世纪，汽车的面世触发了第二次城市转型。这一次，为了发挥城市现代化的改造潜力，城市经历了大规模的调整，出现了环形道路、高楼大厦、中央商务区和“郊区”。如今，我们听到了要求再次改造城市并实现其转型的声音，方法是让城市的结构变得更加生态高效，而某些技术公司把这种方式称为“智慧城市”。
      成熟中的“智慧城市”话语预示着城市规划将迎来一个创新的时代。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这种理念的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以建造更加安全、整洁和高效的城市为目标，使智慧城市能够借助大数据感知行为，并利用数据反馈管理动态的城市。如此一来，城市规划将犹如一项持续不断的实验，城市本身则是测试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活生生的实验室”。乐观地看，这样的话语颇具吸引力，但是我们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 

      本文旨在评估智慧城市的理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寻求所需的可持续的、有弹性的城市系统；通过反思过去两次城市转型的动机和挑战，认识到在智慧城市的话语中，我们可能忽略了城市转型中不受控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直以来，城镇化都是话语形成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特定的议程、方式和技术，不同的联合体逐渐形成并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智慧城市是一种成熟中的话语，很可能在未来对城市发展造成深远影响，所以对它进行研究至关重要。
      与从前不同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将城镇化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到2050年，全球70%的人口将在城市生活，其中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城镇化的主力军。波士顿咨询公司等全球咨询公司的报告与世界银行令人瞠目结舌的估算不谋而合：后者估计，未来20年里全球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将高达30-50万亿美元。这笔巨款将用于增设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改造发达国家现有的基础设施，部分基础设施从19世纪开始服务至今。
      为了激活主要金融机构参与新的、成熟中的话语，推动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咨询公司貌似对投资潜力进行了“科学的”估算，但是智慧城市议程却建议换一种方式使用这笔投资。议程提出要借助数字化升级来提升城市效率，但社会公平与正义却鲜有提及。这种情况似曾相识。现代化、功能性的城市话语主导了20世纪的城市规划，保证为全人类创造健康的城市生活，在其勾勒的城市中，交通运输畅通无阻，电费便宜到电表无法计量，但是，承诺并未兑现。而谈到智慧城市，人们对其未来的无限可能心驰神往，却把过去的失败抛诸脑后，因为人们会提出各种假设，认为改造城市轻而易举，但这样的假设很快就会被推翻。
      正确认识城市主义的历史以及可改造和不可改造这两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应该成为关于城市未来的重要讨论的出发点。正确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出具有韧性的共同愿景，否则资金可能会投入到基于已经过时的20世纪城市规划实践的短期议程中。
      另外，如果对“城市代谢”进行重点分析，那么城市有多大可能以和谐的方式完成转型还有待商榷。本文探讨了在认识城市的自然发展和特定历史，了解城市潜在的治理模式和制度模式，以及了解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组织学习这三者的可能性后，我们如何融入智慧城市的话语；论证了我们需要的“智慧城市主义”是一种强大的、综合的、行动导向的城市主义思想体系，并且要能够充分认清以下事实：全球城市正在迅速扩张并快速转变，有效改造城市面临着诸多严重限制。
      智慧城市话语
      城镇化是21世纪的重大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未来40-50年内，城市居民数量的增长将超过以往200年的总和（豪恩怀格，弗莱雷 2013）。这意味着“城市需要在40年内为新增的27亿城市人口建设基础设施”（2013: 125）。中国希望到2030年让2.5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居（经合组织 2013）。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估计，到2050年，非洲城市居民将新增8亿人（经合组织 2013：33）。这对非洲城市的交通运输、城市用水、废水处理、固废处理和能源使用等基础设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智慧城市”应运而生，其理念是由全球大型技术公司提出的，并顺理成章地视其为解决方案。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应用智慧城市技术，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20年将减少7.8吉吨（豪恩怀格，弗莱雷 2013: 9）。看看实际情况：2012年全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194兆吨，中国为9,864兆吨（奥利维尔等 2013）。纸上谈兵时，智慧城市技术应用的整体效果看起来很显著，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政治和物质的双重挑战，而有关智慧城市的话语几乎从未认识到这一点。
      在政策或政治层面，智慧城市通常被理解为可采用、安装和操作的一套装置、一组方案或一套工具。政策制定者将智慧城市视为一个项目，为企业销售技术解决方案开拓了空间。技术解决方案将解决诸如医疗保健、交通堵塞、能源供应、饮用水供应、废弃物管理和环境质量等问题。通常，这种自上而下的集中式观点会受到自下而上的观点的抨击，后者关注的是“智慧公民”和开放的平台（汤森2013; 格林菲尔德, 金 2013）。这可能导致双方的讨论陷入完全对立的胶着状态，即先验价值偏好（“小即美”或“大问题需要综合解决”）决定了不同参与者的立场。
      真正的变革随着掌握话语权的联盟的出现而实现，他们拥有必要的说服力。讨论城市问题时，联盟的成员就战略方向达成共识，众口一词，但他们不必在所有细节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样的话语就可以代表“智慧城市”，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看待和讨论城市的方式，即强调了城市一部分现实状况，同时又选择性略去了不愿面对的情况，特别是设想中的城市体系中那些非正式就业者的负担能力。
      话语的定义是“观点、思想、概念和类别的集合，赋予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意义，其可通过一套可识别的实践产生和再现”（哈耶尔 2009:59–60）。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话语，因为它们都提供了看待问题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已经约定俗成为规则和惯例。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语言表达在话语分析中至关重要。通过语言表达，“一些问题被归类为可以通过政治解决的问题，而另一些问题则被清理出户”（沙特施耐德 1960）。如此一来，话语就成为了人们有组织地改造城市的工具。但是，反霸权话语表示，不能用这种趋利避害、避重就轻的方法来改造城市。
      首先，当将智慧城市看作是一种成熟中的话语时，“智能电网”、“大数据”、“效率”、“基础设施”、“系统”和“信息”等概念成为其中的主导。这凸显了智慧城市话语的首个关键点——它是一个强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解决城市问题的管理项目。鉴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主导优势，城市规划师马克·斯维林将智慧城市话语视为“算法城市主义”的一种形式（请参阅第2章）。
      其次，通常企业、政府和学术机构会在新式跨界会议中讨论智慧城市，并在会上找到彼此。这些会议见证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畅想，意义深远。
      第三，智慧城市是一种强调公私合作关系的特定的组织概念。这会影响消费者如何支付城市服务。“按需付费”的方式将取代税收支持“公共工程”的方式（格雷厄姆, 马文 2001）。尽管这给私营企业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商机，但此做法未曾考虑对“智慧城市”的具体理解与现有治理体系或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四，智慧城市的理念主要将创新作为技术问题来处理，并没有讨论城市转型的必备条件。其实，将一些限制性因素考虑在内至关重要，最强有力的例证就是德国腓特烈港的T-City示范城市，其是率先对智慧城市伙伴关系进行全面研究的城市之一。（哈茨霍夫等2012）。
      第五，智慧城市话语在城市主义的历史上格外薄弱。以“高效”为噱头的解决方案屡见不鲜，但技术解决方案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且实施时常常造成预料之外的后果，问题在于如何寻找个中原因。
      解决城市问题没有既定的解决方案。认为城市难以改造的观点表示，城市政治往往是在漫长的（通常难以预料的）公众咨询之后做出艰难的选择（巴伯1984; 哈耶尔 2009）。对于智慧城市的支持者而言，有的人盘算着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城市，而有的人则支持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规划，避免两者对立或许是智慧城市面临的挑战。毋庸置疑，我们不能继续照搬20世纪的常规模式来建造城市，这种模式以庞大的政府和企业官僚体系的集中控制为前提。如今，政府也是脆弱的，并且缺乏改弦易辙的权力、法律基础和资金。我们需要进行讨论并认识到，其实城市改造也有限度，界限以外的世界纷繁芜杂，越发复杂难懂，因此我们需要创造和界定一种智慧城市主义协作模式。

历史上的城市转型

      卫生改革运动
      纵然当代城市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但这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这段时期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在这期间城市开始建设公共基础设施。1864年，纽约进行了世界首次城市卫生调查：
      “调查人员写道，公厕堵塞，泥泞的街道上堆满了马粪，屠宰场和食品加工厂散落在拥挤的居民楼周围。一名调查人员报告称，屠宰场里动物的血水和脏液沿着第39街的两个街区一直流入河道。”（皮兹 2002）
      无独有偶，伦敦、巴黎和柏林等城市的贫民区也面临相同后果。为了改造这些城市，市政府清除了贫民区，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并且供应卫生干净的城市饮用水。这些行动最终遏制了西方城市典型的城市病频发的现象。
      事后看来，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似乎有条不紊。其实，期间经历了政治冲突，遭受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见证了联盟的建立。埃德温·查德威克和查尔斯·布斯等社会改革家将基础设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媒体将消息广泛传播。然后，各国政府开始进行城市调查。只有政府掌握了全面的统计数据，说明确实有必要建设卫生基础设施，才得以说服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在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归功于“卫生运动”话语联盟，该联盟把城市枯萎的社会问题（伦理价值）和新基础设施的安装（技术考虑）结合起来。
      新出现的卫生设施理念激发了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为城市设想别样的未来。弗雷德里克·劳·奥尔姆斯特、埃本海泽·霍华德和帕特里克·格德斯等城市专家响应了提高城市宜居性的号召，每个人都创造出使城市与自然环境重新相互融合的规划形式，从而有效地使得城市改造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请参阅第2章中加尔各答的例子）。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的可能性激发了城市专家们进行各种设计。尽管他们的影响从来都不是直接的，但他们的观点却成为话语的要素。政治思想、新兴技术发明和组织形式的选择进一步塑造了这些要素。譬如，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想为建立城乡结合的郊区城市铺平了道路，但被剥去了霍华德的社会理想主义。
      19世纪卫生运动的历史表明，技术解决方案不能脱离广泛的社会政治动态，因为后者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当今的公共问题。
      现代城市
      “现代”运动主导了上世纪20年代的城市规划，勒·柯布西耶（出生于瑞士的法国建筑师）的作品就是其缩影，齐格弗里德·吉迪翁、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布鲁诺·托特以及约克布斯·约翰尼斯·彼得·欧得等建筑师也对其产生了影响。在这场运动中，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采用诸如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等新型材料和方法，以及现代风格，建造了高楼大厦。现代运动继续追求花园城市的观念和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通过将建筑和城市规划联系在一起，这场运动能够利用新材料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并展示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式。它强调要区分工作、生活和休闲的空间——每种空间均要按照严格定义的规范建设，目的是成功控制那些不守规矩的大众阶层和（在世界某些地区）潜在的革命民众。在现代主义的规划中，为了残酷无情地征服大自然，大自然被严格地概念化，而规划主要关注空气质量和采光充足两个方面。
      科学的潜力为现代运动奠定了基础，现代运动宣称“功能性城市”可以解决当今的城市问题。这场运动借助调查和数据分析以寻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注重分区规划，而非细节设计。除个别例外，城市从未完全采用这些解决方案。
      技术发展和社会批判的速度超过了现代主义设计的速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发展的前景发生了变化。汽车保有量激增给城市带来了新的问题（参见伯曼 1983）。罗伯特·摩西等城市规划师积极参与到一个复杂的话语联盟中，研究范围涵盖了房地产利益、交通管理困境，以及不同机构之间的官僚主义纷争。
      现代运动的发展依赖其与市政府的紧密联系，并利用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高新技术应用有助于实现政治利益。正如城市衰败的反乌托邦推动了19世纪的环卫运动一样，一个干净、分散的汽车城市的乌托邦愿景吸引了政治精英的想象力。这种强加的现代主义形式在本质上改造了城市，削弱了城市作为一个场所本来具有的方便交流、充满灵感和开放的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规划人员以汽车为出发点对城市进行了改造。作为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汽车的出现扩展了现代规划项目的社会空间范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规划者有了高速公路系统的设想。汽车的机动性使人们可以住在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汽车使 “郊区”这一概念得以实现，并成为了“美国梦”的基石，为中产阶级——全世界人民的梦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欧洲将“郊区化”视为城市的无序扩张，并试图将过剩的人口引入到新建的城市中，譬如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这些新城市通过优先发展与主要城市中心相连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城市的区域范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大体而言，说起现代城市，常用的描述是住房规划得当，交通系统井然有序。不过，二战后大多数现代城市都以燃烧化石燃料的集中式能源系统供电，电网把电从发电厂输送到各个家庭。
      城市向现代主义转型的过程，表明了20世纪的城市发展是话语联盟的产物，其中，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在改造城市中只发挥了部分作用。现代主义城市设计者的理想追求是实现以下目标：经济持续增长、汽车产业推动汽车成为消费品，以及形成郊区生活幸福而美好的广泛共识。而资源使用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并没有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它们大部分发生在城市之外。
      人类世中的城市
      长期以来，大自然都是城市的宝地，为城市提供必要的建筑材料、燃料、水资源和食物。同时，大自然就像一个洗涤槽，帮忙清除城市的废弃物和排放物。时至今日，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失衡。
      化石能源维持了城市的运转，也导致了全球变暖；城市攫取大量饮用水，但没有做好废水和养分的回收利用；垃圾填埋场里垃圾成山。在现代城市系统中，氮、磷等不可再生资源流入江河湖海，造成环境破坏；贵重金属被丢弃到垃圾填埋场里。
      上世纪90年代初，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了工业化生活方式会影响地质的观点，并创造了“人类世”的概念来表达这一观点（克鲁岑2002）。约翰·洛克斯特罗姆、威尔·斯特芬等人的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说法。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氮循环等问题表明，人类即将跨越地球的边界（洛克斯特罗姆等 2009; 斯特芬等 2004），并且存在跨出其他边界的风险。现在，我们要承认自然条件限制了城市使用资源的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反思城市的运作方式，这一点至关重要。
      未能从代谢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城市规划的悲剧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初期，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格德斯对城市和自然采取了综合规划，但随后出现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却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并受到工程和科学优于一切这一观点的驱使。在20世纪，大部分城市严重依赖由化石燃料供能的基础设施，禁锢的枷锁从制度上嵌入了城市，因此城市很难转型实现生态友好的代谢。科学家谈到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时，认为气候变化、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从根本上相互交错，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
      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模式大多是在延续西方走过的道路，这在中国城市中尤为明显。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令人担忧，严重危害健康，影响农业生产并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卫报》 2014）。在非洲和亚洲城市，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盲目建设高层建筑的现象颇为常见。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必须找到适宜的途径，以利用现有知识和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需要重新设定城市的代谢方式。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采取的措施是保护环境和减缓环境破坏。不过，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未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它们遇到了和西方国家同样的问题，而且规模更大。譬如，全球仍有30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印度8,000个城镇中只有160个拥有污水处理系统和污水处理厂（比斯瓦斯, 布拉贝克 2014）。

智慧城市主义：一项规划与设计的议程

      我们目前正经历着漫长的转变，为21世纪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创建新的实践方式。在话语分析中，我们对“话语结构化”和“话语制度化”进行了区分（哈耶尔 1995: 60–1）。
      “话语结构化”描述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会形成某种有利于理解现实问题的方式，并被普遍接受。这时候会特别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寻求解决方案。这一话语随之可能会成为新“常态”，并在新的规则、惯例、法律、商业模式、参与者的新角色，甚至新的共同价值观中转化为制度。
      话语转换的时刻也是机会来临的时刻。旧的制度化权利关系还充满着争议，而新的参与者时常出现并跨界讨论新的问题，而缺乏对新旧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这也是目前“智慧城市”的现状。
      在此，请允许我分享八点个人见解，希望帮助大家在规划和设计智慧城市时摆脱那些认为改造城市轻而易举的假想。

      以“脱钩”为战略定位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们需要使城市经济发展和繁荣与不断增加的资源消耗脱钩。譬如，我们需要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使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降低9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小组的《脱钩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3a）已将此观点纳入更广泛的城市议程。脱钩是对当前“典型城镇化”模式的重大突破，但如果无法实现，城市将面临污染加剧、排放增加、交通拥堵和投入成本上升的问题，因为资源匮乏的下游效应会使价格上涨。
      给未来讲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
      规划理论家詹姆斯·特罗格莫顿将规划描述为“用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讲述未来”。他认为，规划的实质不是目的或手段，也不是秩序或组织，而是一种愿景，是一个能够变成现实的有说服力的故事。这个有说服力的故事将影响规划的制定、重构、组织和逻辑（特罗格莫顿 1996），并印证了本书的核心论点，即如今成功的秘诀就是确保每个利益相关者始终参与其中。
      我们需要全新的有说服力的城市创意，以调动参与者和资源，并赋予城市管理者做出改变的信心。“智慧城市”话语调动了精英阶层的积极能量，但与更广泛的社会改革议程联系不够紧密。重新审视城市时，我们必须考虑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以及承受未来冲击的韧性。智慧技术必须使城市能够留在地球边界范围内的“安全操作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必须体现社会正义（拉沃斯 2012）。如何融合这两个“空间”是当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讨论核心。为城市制定单独的目标，是将城市发展与更广泛的常规讨论联系起来的一种方法。
      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的各个具体方面息息相关，能够提高城市效率。智慧城市意味着城市定位、探索和开发将比以往经济方便，城市管理亦然。智慧城市主义关注的重点不应只局限于效率和技术。
      城市代谢作为战略决策的框架
      城市生活中，某些美好的方面是显而易见的，但城市代谢——投入和产出的不断循环——却几乎是看不见的。城市代谢流包括了水资源、能源、食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3a; 法拉罗, 费尔南德斯 2013）、建筑材料、废弃物等。如果城市代谢系统效率低下，商品价格就很容易由于可预知的资源稀缺现象而不可避免地上涨；并且很可能导致诸如雾霾等负反馈循环。
      其实，就连发达国家也缺少城市投入和产出的统计数据。所以，世界银行制定的《大城市地区纲要》和全球城市指标基金之类的倡议就出现得恰逢其时（豪恩怀格, 弗莱雷 2013；全球城市指标基金 2014）。
      要了解城市代谢，需要重点关注城市潜力、城市转型和城市过渡，与此同时，城市监测和城市评估也同等重要。城市代谢是一项需要设计师、规划师、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通力合作的跨领域工作。
      注重基础设施的预设功能
      只有将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城市代谢联系在一起，智慧城市才会有意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小组认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关键作用在于“提高资源效率，促进资源消耗与城市发展脱钩，同时改善居民的福祉以及城市服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3b:7）。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问题积重难返，因为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在地下，被覆盖起来或无法移动，它们是数十年（有时候是数个世纪）投资积累的结果。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更新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城市需要它们每天持续运转。但是，基础设施的预设功能是由现有的城市网络硬件设施和定义我们如何使用它们的软件共同决定的。智慧技术可以通过改变后者从而改善基础设施的状况，毕竟改变使用方式总归比较容易，譬如改变人们使用道路的方式就比改变道路本身简单得多。
      基础设施的使用规则与所有权也是挑战的来源，政策制定者需要反思他们所采用的规则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譬如，智能电表和智能电网虽然服务于民，但也给企业提供了特权。
      依照蓝图开展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据估计，全球大部分城镇化将在监管能力薄弱的落后国家进行。向其他国家学习或许可以弥补它们在前瞻性的战略规划方面能力不足的弱点。要使城市发展和资源消耗脱钩，这些国家应该更多地学习和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不是制定复杂的政府计划。
      打破常规思考智慧城市的问题
      “盒子里的智慧城市”——指强加于城市的通用概念——这一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不可改造的。诸如韩国的松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马斯达尔和中国的东滩等试点城市都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它们就是21世纪的巴西利亚、阿布贾、墨尔本和昌迪加尔，它们是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政府要是使用已经过时的20世纪的理念规划可持续发展，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库克 2013; 汤森 2013; 法拉罗, 费尔南德斯 2013: 131页起; 普马拉马拉等 2013）。
      由于技术和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工程师们无法凭一己之力将城市的资源使用与经济增长脱钩。譬如，我们不能把汽车孤立起来作技术分析，而要把汽车置于包括高速公路、停车场和市郊购物商场等覆盖面更广的系统，以得出居民通勤的真实情况。同时，技术对建设实力雄厚的工业园区至关重要，而园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创造知识、推动创新。技术不能与现实脱节，这一点不容小觑。社会创新通常伴随着改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地利用技术创新，譬如建立社区网站，实现各种服务工具的共享。
      社会创新、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相互融合很可能成为改变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体系的颠覆性力量。
      开放合作的政治新貌
      21世纪的城市将由当选市议会采取“果断行动”塑造而成的观念具有误导性。如今，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能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主义城市的政府实施改造策略的能力（参见哈耶尔 2009, 第1章）。
      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1998）中研究了那些改善人类状况的计划失败的原因。他指出，当国家对科学和技术的依赖过分自信，而公民社会却软弱到无法提出质疑或做出抵抗时，国家规划就会与现实脱节。规划的实施困难重重，往往导致国家采取专制措施。种种因素会降低市民参与实施和互动的可能性。
      智慧城市主义强调持续学习、启发、测量、分析与适时调整
      公共行政部门很有必要反思如何在日益复杂且难以改造的环境中运作。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社会会提出尖锐的问题和需求，在学习型社会中，政府“决定、宣布、辩白”的传统模式是脆弱的。信息通信技术使“原始职业化”成为许多人可以触及的领域，而政府现在面临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Hajer2011），他们可以拥抱或对抗这个社会。城市规划的艺术是一种过程，期间必须激发市民无拘无束地运用智慧、发挥潜力。
      约翰·杜威关于学习的看法和唐纳德·舍恩随后关于学习的著作，以及吉安多梅尼科·马乔和亚伦·威尔德夫斯基等作家对公共政策的反思（他们将实施视为持续学习其中一个阶段）（普雷斯曼, 维尔达夫斯基 1984），与以下的观点相吻合：技术获取和使用有助于增强社会活力。
      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城市会走这条道路。另一条出路是，政府采用既定的经典现代主义模式，并争取单独与某个企业或某个企业联合体订立大单。借助合约和绩效评估，掌控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将较以前容易，但学习和重新调整却更加困难了。
      我曾在其它场合主张采用激进的渐进主义，即利用城市中增强的集体智慧创造可持续的未来，而不是诉诸传统手段来改造城市（哈耶尔 2011）。这就需要采用开放的形式来激发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把基础设施设想为打造“全新”城市生活的根基，而且有可能在之上继续学习。譬如，开放式光纤电缆网络可以帮助企业家提供新的服务。
      如何管理基础设施的转型，需要我们深思熟虑。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联盟完成这次转型。然而，目前推动着智慧城市发展的团体组织权倾天下，普通公民被排除在外，难以置喙。阿姆斯特丹的智慧城市议程值得我们借鉴，该议程除了使用高新技术，还邀请市民参与系列实验，而且还在街道层面开展合作项目，使得经济增长不再依赖资源投入（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 2014）。
      协作治理意味着对各种结果持开放的态度。如果仅将协作治理视为有利于实现预设目标的工具，并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果。真正的联盟建设是让参与者各抒己见，然后激发出富有创造性的理念和实施方案。这个过程更为复杂，似乎不符合常理，但其有助于找到最佳的协作治理方案。反过来，协作治理还可以重振地方民主的观念，与不受拘限的民众开展合作，避免对抗。
      创造全球网络化的城市主义
      21世纪的任务大概就是把城市复原到理想的状态——让城市成为充满灵感的交流场所，有助于社会流动，提升生活质量，增强包容性，亲近大自然——借此认识到城市本质上是不可改造的。
      综上所述，在21世纪，我们没有行之有效的城市线性发展蓝图模型。然而，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复杂的学习网络加速信息共享。新兴的横向网络就是一种学习网络，譬如“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联合国全球契约”、“资源效率性城市全球倡议”，以及“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之“可持续城镇化倡议”。这些会议和论坛应当侧重分析现行政策，说明措施行之有效的原因和前提条件。
      面对当前的挑战，城市需要适应和重新调整现有的实践方法和知识体系，并进行模仿和补充。现代主义的思维讲究协调性，思维（科学）、决策（政治）和执行（实施）之间呈线性关系。相反，如果关键参与者采取创造性的“竞合策略”，很可能实现城市脱钩，因为合作竞争可以激励城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促进参与者分享经验和知识。
      全球网络化的城市主义需要发展一门“移植”的科学，有利于识别方案成功实施的条件和全面推广的潜力，譬如智能电网、快速公交系统和固体废弃物管理系统等方案。
      大数据潜能无限，让人欣喜若狂，但也掩盖了政治辩论、城市冲突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性。协商性决策（参见哈耶尔, 瓦格纳尔 2003）旨在统筹兼顾相关问题。
      在21世纪的城市规划中，网络极有可能比有名无实的政府首脑更为重要。如果能把智慧城市主义看作一种布局，不断改变、及时调整，那么智慧城市很可能得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智慧城市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利用技术对城市进行修复，而是一个涵盖了众多项目的大工程，让我们能够借助分析和知识共享不断学习、反思和调整。 

结论

      城市层面的脱钩可以说是本世纪的任务。19世纪的卫生改革运动以及20世纪的城市现代主义揭示了城市转型的要求。两次转型运动都涉及了联盟组织的建立以便实现具体目标。当前的城市转型需要各界的广泛参与，“这是一场社会运动，需要科学、人文和全人类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即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汤森 2013: 32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智慧城市的话语需要结合社会环境，并要认识到改造城市有着严格的限制，并借此纠正当前技术官僚主义的倾向。尽管城市是二氧化碳排放和资源消耗的主力军，但是它们同时也最具创新和变革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