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设计与疫情防控的几点思考
《国际绿色范例新城(IGMC)标准 3.0》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评估和规划指导工具,于 2016 年“人居三”期间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发布。该标准把“安全”作为城市规划管 理的首要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地方政府及有关企业可免费加入IGMC倡议,交流借鉴。详情请登陆网址:www.igmci.org,下载《国际绿色范例新城倡议注册指南》。
《国际绿色范例新城(IGMC)标准3.0》隆重发布
二、绿色生活减少疫情感染
《范例新城标准3.0》类别14“绿色生活”对于健康生活和可持续的消费进行了界定,有助于提高市民免疫力,减少疫情感染,建设健康城市。如指标14.4“素食市民的百分比为≥1%”,强调素食有利于自身健康,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包括保护动物的一项举措。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关键在于把控好适当的距离。处理好人与动物的关系,基本上切断了这类疫情的来源。
指标14.3“市民每周运动或行走的次数为≥3次,每次持续时间为≥30分钟”,在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身体活动日益缺乏被认为是一项全球公共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改变建成环境,通过行走改善人类健康,包括城市和社区设计改变、交通和娱乐设施改变,这一概念称为可步行性。自行车和步行作为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仍然需要城市规划中不遗余力的推行,创造更安全友好的出行环境,切实提高步行和自行车的交通分担率。这有助于塑造更加健康的体魄。
关于人的抗病能力,貌似与城市规划设计无关,其实不然。如今国内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锻炼时间很少,身体素质普遍堪忧,这样如何能抵御病毒?健康强悍的体魄会提高免疫力,这就需要我们平常多锻炼,同时城市也应该具备足够的公共空间和运动设施。
为什么有了2003年抗击非典的成功经验,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危害还是这么大?一是人类普遍有健忘症,二是不同专业、不同部门、不同的层级会有不同的见解和侧重点。国内的城市规划设计通常更多关注于空间区划、土地利用、交通、市政、建筑、环境、安防等硬件方面,公共卫生往往被忽略了。各级政府以及城市规划设计专业机构,需要从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域的宏观视角出发通盘思考,共同参与,制定综合的规划设计方案,加强重大突发传染疫情的防与控。
范例新城标准3.0类别1“可持续的空间规划与设计”在这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指标1.1“实施了跨地域和跨行业的综合规划”。提出在城市发展中对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域进行整合,可以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效率和弹性,并帮助决策者管理城市发展及变革,同时也为社区对规划问题形成共识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需要包括卫生防疫部门、体育部门、文化部门在内的各部门、各行业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参与到城市规划设计方案制定中来,将传染病疫情防控等公共卫生治理内容纳入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体系中【常规的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专项规划中,主要考虑“地震、火灾、洪水、风灾、地质破坏”五大类灾害】。
此次疫情防控中,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每日及时的国内国际疫情通报分析、车辆及社区居民扫码申报登记、部分省区之间信息互认都为了解疫情和及时管控提供了依据和便利,为返程复工提供了保障。
《范例新城标准3.0》类别8“智慧城市”倡导采用信息通信技术改善城市服务质量,促进公众参与,提升城市管理和治理水平,如指标8.2“ 每10万人中联网的智能手机数量为≥10万台”和8.3“建立了一个由跨部门和跨行业的各种信息所组成的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当前社会已进入人手一部甚至多部手机的智能时代,那么建立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重要性更显而易见。我国的城镇化率从2003年的40.5%提升到2019年的约60%,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截止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已有16座之多。如果没有统一的公共信息平台,疫情爆发时防控的难度可想而知。武汉的教训表明,超大城市必须预先规划一个整合的公共信息平台,以便信息的统一收集、处理与发布,确保信息对称与精准。
弹性是个人、社区和生态系统具有的能力,以防止、吸纳、适应一系列的物理、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冲击和压力,并从中恢复。弹性包括物理方面和“软”方面,前者如在极端事件中提供保护的基础设施,而后者如可以帮助社区快速应对灾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资本、知识和财政支持(源自联合国环境署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有效的灾害预测、预报和响应对于挽救生命和降低损害至关重要。这次疫情传播前期没有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是造成疫情从武汉迅速蔓延到全国的主要原因,教训十分沉痛。其次,当来自全国甚至全球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口罩等应急物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大量到达以后,武汉市的接纳、安排和分发能力严重不足,降低了救助效率。经验证实,危机爆发时,有效的人道主义响应受应急组织的准备、能力和可用资源的严重影响。对于城市群而言,暴露出跨区域的城市群灾害管理中内在协调不到位的情况,本该有的联防联控,做得都并不到位。
《范例新城标准3.0》类别11“城市弹性”中,指标11.1“建立了一个包括城市灾害管理中心在内的良好协调的系统,以改善灾害预测和应急响应”;指标11.2“紧急服务从接到初始呼叫时起的响应时间为≤5分钟,提高应急响应能力”;还提出要建立冗余和灵活性,即具有适应破坏情况的剩余容量,包括建立分布式基础设施网络和多个来源的粮食、水和物品,分散化和模块化的方法,充足的开放空间包括城市中的预留用地,作为社区恢复的场所。
从2003年抗非典的北京“小汤山”到这次武汉火神山医院,不难看出城市规划中对于应急 预留空间考虑不足。应急预备空间应具备完整的市政配套(电力、给排水、煤气供热等设施接口),选址要位于水源下游,确保与人口密集区或居住区有足够的安全距离,便于隔离,减少疫情感染的机率。而这次武汉火神山在选址上就有些问题,地处低洼地段,地下水位较高,瘴气较重,与周围多座居民住宅的相隔距离较近。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城市规划设计中没有预留适当的灾害应急用地。
目前很多城市豪华的楼堂馆所随处可见,高速公路与高铁纵横交错,但对公共卫生包括防疫的投入不足,重视不够。重治病,轻防疫。城市建设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要确保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利为本,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放在城市建设的首位。失去了生命安全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无从谈起。
《范例新城标准3.0》类别15 “包容和公平的社会”要求公平地保证市民住房、健康、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基本权益,如指标15.8“每10万居民的医生人数为≥200人”。医生的可获得性是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有证据表明,医生的数量与免疫覆盖率、初级保健的延伸以及婴儿、儿童和产妇的生存率呈正相关的关系。这次疫情不难看出各个城市的医护人员以及医疗基础设施差异很大,比如武汉市每10万居民的医生人数为333人,上海为282人,新加坡为240人。新加坡的发热门诊有800余家,在防疫方面十分突出。而一些新兴城市,如实际管控人口约2500万的超大城市深圳,每10万居民的医生人数仅为 146人。2018年深圳市在医院数、执业医师数、床位数等基础医疗资源拥有量方面,在全 国城市的综合排行中仅列第23名,全国人均医疗资源排行第40名,一旦疫情全面爆发,严 重性不堪设想,急需补齐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
这次抗疫,中国最吸引全球的硬核工程当属速成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通过短短10天奋战,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便投入使用;短短19天时间,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建成,深圳版“小汤山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一 座拥有5.9万平方米的应急医院主体工程也于2月19日顺利竣工,可以新增1000多张床位, 以应对返工潮中潜在的疫情,弥补深圳医疗资源短板。这些案例再次刷新了我们对装配式 建筑的认知。未来的装配式建筑将在绿色低碳城市建设中大有作为。
《范例新城标准3.0》类别5“绿色建筑”中大力倡导装配式建筑与建筑工业化,如指标5.4“ 新建筑物中预制建筑构件的比例为≥50%”。装配式建筑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设计多样性,结合现代制造特点,模块化,易于组装,建设速度快,可满足不同建筑功能的需要,同时节省资源和时间。
建筑的可变性是另一个紧急状态下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的因素。这次武汉的"方舱医院"就是会展中心等大型公共建筑改建而成,为收治轻症患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的列萨米·奥佛尔地下紧急防御医院,平时是一个有1500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场,在遇到紧急状况时,可在72小时内转换成可防御常规和非常规武器的紧急防御医院,并能在无外界援助的情况下运作72小时,这就需要在停车场设计初期就已经把适应医院的相关技术设施要求考虑进去。而我国也有比较完整的人防规划体系,其中也有医疗救护工程和物资储备库系统,应充分考虑平战结合、平灾结合,保障特殊时期建筑迅速功能转换,也实现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比临时建一个医院还是要快,也更加节约政府财政支出。应考虑大型医院周边的部分学校、会议中心、办公建筑、宾馆酒店的设计中也可以考虑可变性因素,一体多用。
此次百年不遇的疫情已经蔓延到6大洲,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星球受到了巨大冲击,教训非常惨痛!疫情必将引发整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反思。疫情之后,城市亟待全面补齐公共卫生与生态安全这方面短板,真正践行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期待我们的思考与建议能够抛砖引玉,提高全社会的认知,为安全与健康的城市规划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既是对逝者的纪念,也是这次疫情留下的一份遗产。